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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战争”中的中国机会

对于国际货币体系而言,今年的9月,无疑将是一个多事之秋。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近日在圣保罗关于“国际汇率战争”已经爆发的公开表态,语惊世界。有消息称,就在曼特加此言的背后,巴西财政部已授权该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代表政府抛售雷亚尔,以防止货币的被动升值。

    与此同时,日本、韩国的央行和中国台湾的“央行”都先后在外汇市场上采取了一系列干预行动,通过货币贬值来进一步获取出口竞争力。其中,日本在9月份结束其为期6年的不干预汇市政策,抛售了价值约200亿美元的日元,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

    一些国家也都纷纷对本国货币可能的强势发表了警讯,这意味着,如果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无疑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这一浪潮中来。而更受世界关注的是,在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汇率之争也在近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刚刚通过了一个允许美国政府对货币汇率低估的国家征收关税的议案,并已提送全院审议。这被认为是2003年中美掀起人民币汇率争端以来,美国国会山上出台的最严厉的惩罚性议案,也是自2003年以来第二个获得小组委员会通过的议案,这表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国会已经磨刀霍霍,动了真格。

    不仅如此,美国还积极筹备在韩国G20峰会上,动员各国联合对中国汇率施加压力。美国财长盖特纳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暗示,本轮人民币升值幅度至少应达到20%。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几近剑拔弩张,引发全球围观。


    “乱世才能出英雄”

    虽然曼特加的“国际汇率战争”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但众多国家的单边货币行为和围绕货币问题展开的国际争执,却着实造成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混乱”。在这种汇率乱局之中,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自处?是死扛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保持紧盯美元的政策,还是重回2005年-2008年的升值周期?抑或干脆是加入国际汇率竞相贬值的混战之中?

    历史经验证明,危机所造成的“礼崩乐坏”,往往为大国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汇率混乱”虽然确实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利的外部环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处理得当,它能为人民币国际信誉的塑造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创造契机。

    货币是经济运行的血脉。由于国家是货币的唯一垄断发行者,因此货币的信誉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国家的信誉。而货币的信誉来自于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货币的对内通胀和对外贬值,是对货币信誉的最大伤害。尽管在特定的情况下,温和的通胀和贬值有利于在短期里刺激经济增长,但从根本上说,货币的过量投放,不仅对长远的经济发展危害甚大,而且其带来的财富转移效应,加剧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稳定,乃至颠覆政权,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设计独立的央行制度,以制衡政府滥发货币的冲动,货币的贬值和通胀都被控制在技术层面,以解决当下的经济问题,而不会演变成战略性举动。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它们都致力于缔造强势货币。
20世纪30年代英镑集团、法郎集团和美元集团的汇率战争彻底颠覆了英国一手缔造的国际金本位制,但美国就因为率先在1934年恢复了金本位制,重新将美元与黄金挂钩,极大地夯实了美元的国际信誉,为美元在10年之后正式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导性的国际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那些完全放弃了金本位制、并听任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的国家,从此走上了通货膨胀之路,货币也丧失了信誉,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

    同样的案例也曾经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亚。1997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了东亚国家拿起汇率武器保卫奄奄一息的本国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加入了货币贬值的混战之中,当时唯独只有中国政府在各种内外质疑声中坚持人民币的坚挺。事实证明,在这场货币竞争战中,收益最大的就是中国,人民币几乎“一战成名”,跃升为东亚最受欢迎的币种之一。

    正是借助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树立的货币信誉,中国在随后的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获得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而日本却因为日元贬值,国际信誉受到极大打击,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日元国际化成果,几乎尽付东流,直到今天,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也没有恢复到东亚金融危机之前。


    不能被所谓的“国际责任”缚住手脚   

    在今秋的这场“汇率混乱”中,中国应该保持清醒头脑,处变不惊。中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当然不能被所谓的“国际责任”缚住手脚,受外部压力左右;但从自身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看来,中国在这场“汇率混乱”保持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不是单对美元)的稳定,甚至根据自身发展逻辑,适度保持主动升值的态势,是最好的战略性选择。

    在国际汇率动荡不安的风口浪尖上,人民币的走势应体现出国家整体利益的关怀。中国过去的汇率政策过于向出口制造商倾斜,但是现在看来,中国海量的出口换回了巨额的美元,但最终又被转换成金融资产储备在美国,并随时面临缩水风险。

    除此之外,中国的出口已经越来越没有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质性好处。在过去30年来,中国最漂亮的两个经济数据就是GDP的增速和出口额的增速,但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速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却失色很多。

    过去数年来,中国一直以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经济衰退作为货币升值危害的前车之鉴。尽管日元在美国高压下的短期大幅升值确实犯了战术性错误,但酿造日本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根源却是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资产泡沫。这一点和目前的中国倒有几分神似。

    相反,人民币在2005年—2008年的升值实践表明,人民币根据自身状况的渐进式升值,并非当初想象得那么可怕。经过了淘汰落后的过程,中国的产业在经受本次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其出口能力反而显得更加强大。

    因此,中国大可不必受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影响,可继续在汇改之路上坚定前行:日益增强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加汇率的弹性,继续保持人民币的升值态势,并逐渐放宽对人民币与外币自由兑换的限制。这对内有利于减少经济要素的扭曲,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对外有利于塑造人民币的国际信誉,提升中国货币实力,摆脱对美元的依赖。而这才是今秋这场“汇率混乱”中,中国国际货币战略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李巍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后)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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